朱军、郑冰、戴向东：三个从兰州军区选拔的文艺兵加入了1984年站在天安门前的那支军乐队。
“每一个连线，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的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 朱军

朱军与戴向东在部队时的合影

1984年，“大阅兵”这个词语在淡出25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
这次阅兵有军乐演奏。一支由1200多人组成的“解放军联合军乐队”，在当年创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军乐团”世界纪录。它既是那次阅兵的全程伴奏者，也是受阅部队和游行人群每一步伐的直接目击者。

乐队中，挤着三个二十出头的文艺兵，一个打鼓，一个吹圆号，一个吹单簧管。三个人都是从甘肃应调而来，瘦削单纯的小伙子。这次阅兵，从不同方向重塑了他们的人生气质。

“现在闭上眼睛，那些乐谱有一半还是在我眼前，每一个连线，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的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三个兵之一，如今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只要能去北京，演奏什么都行”
1984年春节过后，兰州军区五十多位军乐手被选拔进入兰州军区军乐团。他们在甘肃省兰州市华林山革命烈士陵园旁的一个处所，接受阅兵训练。准备6月底赴北京，加入由各军区抽调人员组成的“解放军联合军乐队”。

为了确认当年整个军区有多少战友一起参加阅兵，如今的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文化馆创作室主任郑冰特地翻出了当年的合影，把人头挨着数过去，一个也不愿落下：一共进京70人——包括55位实际演奏人员、预备队员、管理员、炊事班和医生。

在兰州军区，懂点军乐的人几乎都被选拔了一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军乐团刚开始跟外国军乐团广泛接触，熟练掌握管乐和乐曲编配的人才并不多。如今的总参下属某文工团作曲家戴向东回忆，被选入兰州军区军乐团的五十多人中，甚至有几个人对军乐还是“一张白纸”。

在戴向东眼里，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的朱军，“帅气，见多识广，在舞台上是‘万金油’，一台节目他可以占半台”。更重要的是，吹单簧管的朱军是“阅兵世家”。他的父亲是兰州军区政治部战斗歌舞团创团元老之一，是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曾参加过1959年国庆大阅兵。开国大典的军乐总指挥罗浪，是他父亲的老师。

相比之下，戴向东的特长不太有用武之地，需要现学现卖其他乐器——他最擅长的是二胡和小提琴。进了兰州军区军乐团后，因为有一点小号基础而被叫去学吹萨克斯，最后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他负责的乐器是大鼓。“当时觉得，只要能去北京，演奏什么都行，”他说。

比戴向东顺利的，是来自高炮旅战士军乐队的圆号手郑冰，在准备阅兵时，自始至终没改过乐器。但起初的几个月，他很提心吊胆，“我才学了3个月圆号，我们高炮旅就选了我一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幸运”。

更让他担心的是，兰州军区军乐团只有5只圆号的编制，选出来的人却有7个，在考核中被淘汰的人要去学萨克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萨克斯是流氓乐器。”他说，为了不“沦落”到学萨克斯，每天晚上别人睡觉以后，或是早晨别人起床之前，他就抱着他的圆号，找个地方悄悄练习。

1984年6月底，70位兰州军区战士向北京进发。北京，在他们眼里是闪闪发光的词语。“当时北京的大街上，人们买东西还要排队，如果排队时有人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说是受阅部队，人家会让我们。”朱军对这个场景津津乐道。

“石油工人没有压力出不了油”
“每天早晨6点多钟起床，早操、早餐、整理内务，8点半进入训练，至少要到11点半，中午午休，下午2点开始，6点结束——其实也就是部队的作息。”朱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段集训生活他现在还历历在目。为了适应阅兵时的天气，战士们训练时上身必须穿军装、戴军帽，这么严实的着装需要一个透气口——他们下身可以穿为阅兵部队临时定制的军用短裤。

戴向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在位于海淀清河的二炮文工团隔壁落脚。兰州军区的五十多个演奏人员同住一间房，行军床密密麻麻挤了一屋子，北京的7、8、9月正是酷暑天，屋内闷热异常。

而室外更是一架大烤炉，教官的训练思维是“越晒越要站”，“石油工人没有压力出不了油”。朱军有一次训练中暑的经历。“站着，突然觉得眼前开始晃动，觉得我可能站不住了。当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哪怕有一口气儿，我也要站着……但有时候事与愿违。”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抬到了阴凉的地方，喝了两口叫“十滴水”的中成药，就又回去训练了。“一次就够了，哪里再敢晕倒啊？晕倒两三次就被淘汰了！”

一个专业和非专业乐手混杂的千人军乐队，要“万无一失地”演奏21首军乐曲，这并不容易。为了保证传到天安门的乐音整齐准确，乐手们必须时时盯着自己面前的分指挥，“音速比光速慢，东头听西头，速度差一秒时间”，朱军记得，他们“根本不能听那边的声音，只看指挥”。

乐手们也有目光“溜号”的时候，都发生在与步兵方队和摩托化部队合练时。1984年，在北京郊区设置了第一个“阅兵村”。郑冰还记得，第一次到位于沙河机场的阅兵村合练时，几乎没人看指挥，都在看方队的战友，军乐团乱套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这么整齐的队伍，作为军人特别自豪……也在想，他们咋走出来的？”

“刘玉宝团长说，第一遍合练乱套了很正常，看到这么整齐威武的军队，谁都会看。第二遍咱们就要注意。他喊：部队带回，再来一遍！第二遍我们还是走神，还是看，第三遍还是有人在看……但是一次比一次好。”

9月20日零点，全体受阅人员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合练，把十天之后的流程原原本本预演一遍，一直练到凌晨近五点。郑冰记得，那天看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验收训练成果。到这一天，受阅人员名单全部做了最后敲定，只等10月1日。

“那是一种大国领导人的自信”
10月1日这天是以一种疲倦而亢奋的状态开始的。前夜8点多，整个军乐团都必须睡下，但他们几乎都整夜失眠。第二天4点半就吹了起床号。

军乐团8点之前就抵达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正对面列队。打鼓的戴向东在第一排，吹单簧管的朱军在第二排，奏圆号的郑冰在第四排。戴向东记得，当时广场上已经有警察和工作人员在忙碌，但少有交谈声，甚至“阅兵开始前一小时，各个方阵各就各位，但整个广场都没声音了”。

正式阅兵的几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朱军心里：
阅兵开始前，邓小平的车开出天安门，从西往东行驶，在国旗旗杆东侧与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相对——他们的车就停在朱军正前方20米开外——秦基伟朗声说道：“军委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邓小平轻轻挥了一下手，军乐正式奏起。“那是一种大国领导人的自信。”朱军如此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他当时的感受。

北京大学学生举着“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天安门城楼下走过时，绿底黑字、学生们脸上的笑容，军乐队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真的是一段火热的岁月”，说起当时的场面，朱军的语调仿佛沉入一种明快而热烈的追忆中：“大家的心态都特别积极、阳光和自豪，为祖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工人方队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演奏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机械部队经过时，他们的配乐是《摩托化方队进行曲》。94架战斗机飞过后，朱军看到一枚枚乳白色的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缓缓从长安街的绿荫下被牵引车带出，在天安门前驶过时，“每颗导弹都有三辆大车拉着，高度几乎遮挡了我们看天安门的视线”。

站在第一排的戴向东比朱军看得更真切——尽管在演奏过程中只能用眼睛的余光瞟一瞟。1966年生于甘肃农家的他，对中国作战实力的了解来自《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老电影。他说，那天展示的武器对他而言像是“仙人过海”。

郑冰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阅兵前，每个人兜里提前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一共十排人，你要是受不了要中暑晕倒了，就把纸条悄悄往回传，后面的医生会上来给你屁股上打一针”，可是他在记忆中，没有人往回传纸条，“辛辛苦苦练了一年，就是想好好表现”。

“萨克斯是非常美的乐器”
1984年国庆过后，联合军乐团很快就解散了。朱军回忆，阅兵刚结束时，各大军区要成立军乐团的说法一度流传，“后来就没了下文”。那年10月底，参演人员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各奔前程。

朱军很快放下了单簧管，成了兰州军区政治部战斗歌舞团的职业文艺工作者。他的主持才能慢慢被人发现，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上——从甘肃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战友们逐渐知道了他的新身份：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

他在自传《我的零点时刻》中对这次阅兵经历有淡淡一笔：“1984年，凭借着吹单簧管的老本行，我作为军乐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周年大阅兵。”

戴向东后来进入了某炮兵部队，1985年上了两山轮战的前线，在那里拉扯起一支临时演出队，也初次体验到战友牺牲的痛苦。他在战场上一直待到1987年，之后成为军旅作曲家。而另一位与他相熟的短笛声部战友，退伍后在南京成为一名警察。

郑冰日后的人生一直与军乐为伴，但怀有颇多遗憾。那年赶上“百万大裁军”，他随后进入兰州军区司令部，之后得到去西北师范大学念作曲专业的机会，毕业后他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带起了一支业余军乐队，写了很多歌。可他一直有个遗憾：“全国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哪有那么多专业军乐团？”

他一直流连在他的军乐梦中，对广场阅兵怀有特殊情结，把被检阅的经历视为“一生的荣耀”。郑冰把这个梦寄托在儿子身上，立志培养儿子进解放军军乐团。儿子5岁学钢琴，10岁吹黑管，去年正巧赶上解放军军乐团每四年一次的招生，可儿子向父亲坦承：自己对此不感兴趣。郑冰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世界一直在变化。1984年曾经一度嫌弃萨克斯的他自己，退伍后在区文化馆教起了萨克斯，他现在觉得，“萨克斯是非常美的乐器”。